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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引领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湖北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必须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坚持“人才引领驱动”。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核心支撑在人才，关键是要坚持人才引领驱动，走出一条从人才强、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的发展道路。

　　近年来，从出台人才发展激励“十六条”，到支持湖北实验室开展人才管理体制改革，再到首次在全省范围开展“人才服务月”活动……一项项有力举措，正将“惟楚有才”的美誉转化为“人才兴鄂”的现实生产力，“湖北造就人才、人才成就事业”的发展生态已然形成。

　　踏上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湖北坚持人才引领驱动，以人才“智高点”抢占发展“制高点”，拉开了以人才之能助力先行区建设的行动大幕。

　　坚持以用为本，建立以人才核心支撑的科技创新和产业竞争优势

　　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

　　积极创建武汉国家级吸引和集聚人才的平台，依托在鄂全国重点实验室、湖北实验室、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高能级创新载体，组织广大科技人才开展“尖刀”技术攻关，涌现出一批重大科技成果，有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人才引领产业，产业集聚人才，产才融合发展，是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必由之路。

　　荆门高新区通过引进锂电行业巨头湖北亿纬动力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金成博士、循环经济龙头企业格林美公司董事长许开华教授投资兴业，带动新宙邦、恩捷股份、科达利等产业链细分领域项目集群落户，形成化工循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3条千亿级产业链。目前，荆门高新区人才总量已近7万人，柔性引进两院“院士”2人，入选国家级和省级重点人才计划专家10人。

　　推进人才发展一体化，赋能区域协调发展

　　去年12月底，“武汉都市圈”“襄阳都市圈”“宜荆荆都市圈”人才发展联盟相继揭牌运行，以人才一体化示范引领区域协调发展一体化，增强城市群整体竞争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鄂州与武汉50多家高校、科研院所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组建产业技术研究院3家，创建省级科技创新平台28家，引进专家教授612名。黄石联合武汉高校组建12家主导产业技术研究院，集聚科技领军人才和核心专家78名。黄冈与武汉60余所高校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转化科技成果194项……

　　湖北隆中实验室与湖北应急产业技术研究院（随州）、湖北华阳汽车变速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十堰）签订人才发展合作协议，致力促进人才资源共建共享、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宜昌、荆州、荆门、恩施积极谋划绘制《宜荆荆恩千亿产业人才地图》，引导人才向区域内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集聚。

　　完善人才战略布局，把建设战略人才力量作为重中之重来抓

　　战略人才力量是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力量。

　　近年来，我省制定《关于支持战略科技人才后备力量的若干措施》，从量身定制搭建科研和学术交流平台、周期内给予每人500万元经费支持、提供礼遇和绿色通道服务等10个方面，给予战略科技后备人才“见苗浇水、精准滴灌”式支持。

　　优化实施省科技创新战略团队项目，将解决“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问题作为项目遴选重要条件，重点面向光电子信息、智能制造、新材料、生物健康等领域，遴选79个科技创新团队，其中35个涉及技术攻关，474名科技人才参与其中。

　　持续实施省青年拔尖人才培养项目，在首批遴选135人的基础上，首次采取“评审制+举荐制”方式，择优选拔第二批110名青年人才，两批次全周期支持资金达1.3亿元。加强青年科技人才支持力度，我省获批12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青年科学家项目，立项数居全国第4。

　　制定出台《关于加强卓越工程师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试行）》，成为该领域全国第一份省级层面出台的综合性文件。对标全省重大产业布局，推动建设卓越工程师校企“1+1”实践实训基地。组建省制造业工程师协会，开展全球光电子信息卓越工程师大赛，吸引海内外优秀工程技术人才来鄂创新创业。

　　坚持各方面人才一起抓，技工院校在校生突破10万人，社会事业人才总量突破6.5万人，全省人才队伍规模、结构、层次进一步优化。

　　放权松绑减负，让人才各尽其用、各展其才

　　近年来，我省聚焦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服务、支持、激励等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纵深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人才创新创造活力进一步迸发。

　　——加快放权，向用人主体真授权、授到位。去年，长飞光纤、华工科技、高德红外、人福医药、华中数控、盛隆电气、国创高科等7家高新技术企业获授高级职称评审权。

　　——减少“繁文缛节”，让人才有更多自主支配权。出台“松绑财政科研经费20条”，试行科研经费“包干制”、行政助理、经费审计师等制度，赋予重点用人单位和战略科技人才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更大经费支配权、更大资源调度权。

　　——强化激励，让人才有更多获得感。在湖北自贸区试行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个税奖补政策；对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等高层次人才实行年薪制、协议工资制、项目工资等灵活多样的收入分配形式；武汉市经开区发布 “人才政策黄金十条”：对战略科技人才，给予最高1亿元资金资助……

　　——合理评价，催发人才创新激情。深入推进国家科技成果评价改革试点，承接开展国家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试点，着力破解科技成果评价、科技人才评价难题；制定特殊人才举荐认定办法，展示湖北“不拘一格选人才”的开放姿态；在全国率先推行人才动态评价“注册制”“积分制”，构建多元化人才评价制度。

　　办好人才“关键小事”，塑造以诚待才的人才发展生态

　　我省从优化人才环境、提供便利化服务等方面着手，涵养“近悦远来”的人才发展生态——

　　去年，首次在全省范围内集中组织“人才服务月”活动，开展政策宣讲活动1368场次，直接受益97万余人次，推出金融支持人才产品200余款，组织7000余名专家人才参加健康体检，协调解决3000余名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问题，筹集人才房源7.5万余套，发放人才房补超过2400万元，人才获得感、归属感进一步增强。

　　宜昌市健全以“实习求职免费住、就业3年免房租、购房帮忙付首付、购房贷款提额度、公积金还款无压力”为核心的人才低成本易居政策体系，并在全国首创推出在校大中专学生预缴住房储备金制度，受到广大人才热烈欢迎。

　　眼下，荆楚大地正在成为各方英才心生向往之地、价值实现之地。奋进建设先行区新征程，各类人才奋楫争先正当时。（李婷）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

　　——第六届“问道玉渊潭”国际论坛综述

　　由中国实学研究会、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党建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主题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第六届“问道玉渊潭”国际论坛在京召开。会议采取线上形式，来自全国高校马院和科研院所90余名专家和师生汇聚云端展开讨论。

　　北京工商大学党委副书记李中奇在致辞中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要不断加大和国际学者的交流和合作，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基础上，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坚守中华立场；从其他国家和文明中汲取养分，面向世界推进学术研究、增加影响力。

　　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王杰教授在致辞中指出，实学是中国哲学的重要流派，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基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新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共同支撑要素。论坛研究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共产党的创新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紧密结合，体现了强烈的使命担当和深邃的理论素养。

　　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政法大学）秘书长赵庆杰教授在致辞中指出，“两个结合”的最新论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弘扬者的历史定位，凸显了在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传承和发展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深厚资源、丰厚沃土的价值以及中国共产党通过理论创新、治国理政、建设国家推动中华文明的延续和发展、提升中国人民的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使命担当。

　　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书记罗文东研究员指出， 马克思主义是增强文化自信的科学指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增强文化自信的丰厚资源。我国有大量优秀文化成果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怎样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这是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冯颜利指出，要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重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解决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如何培养人的问题，讲好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中的精彩故事，创新发展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重视家国情怀与全球视野的培育。

　　河北大学田海舰教授指出，要“马中西”相融通，摒弃“体用二原”的思维模式，处理好民族性与世界性、先进性与大众性、现实性与超越性、理论性与实践性、传承性与创新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有效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融入日常生活世界。

　　山东大学吴文新教授指出，时代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深层次的融通提出了新要求。这是一个实践历史和理论逻辑并行且相互作用的过程。融通的基本方法是以“马魂中根西用”为原则，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综合创新，最终形成“中华社会主义”新文明形态。

　　北京外国语大学田辰山教授指出，人类迄今为止主导走向的是一条精神异化与物质异化道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皆是优化共生体系的学说，二者结合必将开创人类第二次启蒙的文明新形态局面——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世界秩序。

　　日本北九州大学邓红教授指出，南宋哲学家陆九渊将宇宙分为自然之大宇宙和人心之小宇宙，融通古今东西不变之理,认为人的价值在于道德自觉性，强调明本心的思想教育，主张明实理、做实事，提倡简易直截的实践学风。这启示我们，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该建立在“仁爱”这个共有人性基础和道德精神依托之上。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邓国峰教授指出，要深刻认识到网络空间中呈现的话语渠道多元化与话语权力去中心化、安全治理精准化与渗透方式隐匿化、协同治理简易化与虚实叠加复杂化、风险隐患窗口化与脱离现实割裂化等特点，通过长效机制实现网络意识形态的治理。

　　衡水学院魏彦红教授指出，董仲舒“调均”思想的起点是一种经济调控政策，其意义在于社会制度的完善，更倾向于儒家价值观念的融合与渗透，对今天调节社会贫富差距过大以及社会各阶层的管理上仍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首都师范大学孔德立教授指出，中华民族之所以可以以共同体的形式存在，是因为中华民族有共同的文化基础与认同。这种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共同体意识是近代以西方民族与文化为参照，以汉族为主体，凝聚其他少数民族而逐渐形成的。

　　华侨大学薛秀军教授指出，在与欧洲现代文明的碰撞和交融中，中华文明逐步孕育和生成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文明与现代文明的现实整合，必须以既源于现代化又能对现代化进行“原创性”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为中介。要以大历史视野分析和把握中华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对话互动。

　　北京科技大学李艳艳教授指出，文明问题涉及民族、国家的认同，同时又是超越民族、国家等传统认同对象的崭新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继承了现代性的基本精神，超越了以牺牲人自身的发展为代价来服务于资本增殖的现代文明模式，采取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崭新现代文明道路。

　　北京大学杨柳新副教授指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意味着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的兴起——既超越了当今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又继承了中华传统德性政治文明的精华。马克思主义为新政治文明提供了思想指引和道德批判价值准则，中华传统提供了绵延数千年的“活”的德性政治文明根基。

　　沈阳师范大学刘润教授指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辟，证明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兼容性，超越了一直以来被西方奉为市场经济圭臬的个人本位价值观，打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市场经济“价值中立”说，解构了现代市场经济的西方宗教伦理和资本主义一元文化阐释，为现代市场经济提供了社会主义文明治理新路径。

　　辽宁理工大学魏新河教授指出，中国式现代化遵循现代化理论中关于以工业化、市场化、经济全球化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普遍规律。人民经济是以人民为主体，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幸福生活服务的经济理论和经济运行模式，其根本目标是人民群众幸福最大化，代替资本增殖和利润最大化。

　　衡水学院曹迎春教授指出，传统文化中的乐观精神、忧患意识、担当精神、创新精神等，汇入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并成为其核心内涵。其中，董仲舒思想便是一支重要的精神支流。

　　北京理工大学陈洪玲教授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握正确的斗争方向化解重大风险挑战，秉持坚定的斗争原则巩固党内团结，运用灵活的斗争策略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为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提供了重要保证。

　　北京大学王久高研究员指出，实现中国革命红色文化和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应准确理解历史文化的精神、精髓；要有问题意识，着眼于时代和社会需要，赋予新的内涵和形式；具备可供转化和创新的丰富的土壤和环境；广大人民群众是实现“两创”的活水源泉。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任国征研究员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要深入挖掘、系统分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及当代价值，构建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话语权。

　　北京工商大学赵春丽教授指出，党的“自我革命”话语是不断对自身发展状况进行净化、完善、革新和提高的话语的集中表达。它反映了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的理论和实践，具有长期持续获得普遍的政治认同和获得人民拥护的功能，并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与国际话语权问题。

　　武汉理工大学雷江梅教授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人类轴心文化之一，既以博大精深的内涵意蕴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文化滋养，又以旺盛的生命力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培育着中华儿女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丰富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涵。

　　北京工商大学田建华副教授指出，用科学性、批判性、时代性原则来审视区域传统文化，继续深入挖掘区域文化基因中的优秀文化特质，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文化发展高质量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共赢，让区域文化实践助力民族复兴。

　　北京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姚洪越副教授最后总结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主体，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生机活力的主体；马克思主义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发展、时代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基础和资源，不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更好发展。（供稿：姚洪越、朱康有）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