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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世代助力海派民乐燃放中国自信******

　　作者：姜　方

　　不久前的B站《2023年跨年晚会最美的夜》，由“上美影宇宙”带来的节目《中国人不蹦洋迪》冲上微博热搜，仅在B站点击量就破百万。节目以《大闹天宫》动画开场，伴随嘹亮的唢呐声，场上奏起佤族民歌，融入电音的传统乐器燃情合奏，加上还原《大闹天宫》《哪吒闹海》《牧童》《葫芦兄弟》等“上海出品”动画画面，令不少网友叹为观止。“《天庭蹦迪》《大圣打碟》我愿称作全场最佳”“指挥：托塔李天王”“神仙蹦迪现场”……年轻网友在B站弹幕里，表达了他们对中国动画和创意民乐的认同。

　　卡塔尔世界杯期间，自得琴社创制的世界杯主题曲视频在海内外视频平台获得了数十万网友点赞。 （自得琴社供图）

　　眼下，越来越多来自Z世代的创意与活力，助力古老民乐在不断更新中燃放文化自信。去年卡塔尔世界杯举行期间，活跃在上海的民乐团体自得琴社创制的世界杯主题曲视频，在海内外视频平台获得了数十万网友的点赞。“知识与趣味并重！看了视频，我迫不及待地想去学古琴了！”外国网友GaiaMiranda这则英文留言，是中国文化对外吸引力的有力证明。

　　“自得琴社的演奏视频之所以受到海内外观众欢迎，是因为他们把中国文化和美学视觉结合得很棒。中外观众不仅可以聆听民乐，还能欣赏中国服装和历史，这对中华文化的对外推广起到有益作用。”多年来致力于民乐“破圈”的唢呐演奏家胡晨韵表示，正是大家一起守正创新，中国民乐不断发展和与时俱进，“有更多人发自内心地喜欢上了中国民族乐器，也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愿意来学习演奏民乐”。

　　最古老也最新潮的民乐正在走向世界

　　如果说几年前的中国国乐，还是业内人士口中“小众艺术里的小众艺术”，那么近年来归功于国乐人的共同努力，国乐正在逐渐成为一种大众艺术，不仅获得了国内受众的追捧，也在海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自信。

　　以成员为Z世代居多的自得琴社为例，他们紧跟卡塔尔世界杯这一全球潮流热点，身着中国传统服饰，演奏1998年世界杯主题曲《生命之杯》。视频中既有笛子、唢呐等中国传统乐器，也有非洲鼓、箱鼓等外国乐器，中西乐器交流碰撞出热烈的音符，与世界足球盛会的氛围相契合，中国人的热情好客迎面而来。在国内视频号和海外视频平台YouTube，来自世界多地的网友们，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喜爱。海外网友Waterlow56说：“绝对的天才创意！如此有趣，我看了觉得很快乐。”

　　“自得琴社的这支音乐视频风格生动活泼，成员们用了一些比较夸张的动作、俏皮的表情，可以拉近和世界观众的距离；1998年世界杯主题曲《生命之杯》的旋律，也为全球观众所熟悉，用音乐艺术的方式进行传播，突破了语言的限制，让包括民乐在内的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以最潮的方式走向了世界。”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蔡盈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在海外视频平台YouTube上，自得琴社发布的视频累计观看量接近9000万次。2019年改编自国漫《秦时明月》的《空山鸟语》，是自得琴社第一支搭配装束复原的视频，此后自得琴社一直延续“古装配古琴”的模式，改编着他们喜欢的传统名曲和现代音乐。最近几年，从《长安十二时辰幻想曲》、巴赫《G弦上的咏叹调》，到《哈利·波特》主题曲、《愤怒的小鸟》，再到最近的《生命之杯》，自得琴社的视频持续“破圈”，不断引起海内外网友的关注和讨论。

　　“根据不同的音乐背景，演员们的每一套服饰几乎都有参考文献，一针一线都十分考究。而在音乐编配上，我们会基于自身乐队配置和民乐特点进行创意改编，没有太明确的条条框框和限制。”自得琴社社长朱里钺告诉记者，成员们平时自己也爱踢球，所以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改编《生命之杯》这首歌曲。“传统文化的创新，离不开Z世代自发的兴趣和爱好，离不开对世界文化的博采众长，离不开对中国文化发自内心的自信与认同。”朱里钺说。

　　在学者看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要充分体现时代性，利用短视频等新媒体技术形式，通过对世界经典名曲的二次创作、中西合璧的民乐原创作品等方式，让底蕴深厚的传统文化以更新潮、更能引起全世界人民共情的方式走向全球；着重发掘和培养更多像自得琴社一样，能够发挥明星效应，对外推广我国传统文化、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的艺人团体。

　　破次元引领属于未来的审美潮流

　　去年，唢呐演奏家胡晨韵举行了一场“吹破次元”的民乐音乐会。《青鸟》《灌篮高手》《好想大声说爱你》等动漫曲目，承载着不少80后90后的青春回忆，很多人带着娃前来听音乐会，大家挥舞着凯迪拉克·上海音乐厅贴心准备好的荧光棒，发出“爷青回”的呐喊。

　　这场音乐会突出大众性和普及性，名为“吹破次元”，就是希望通过高质量的现场，把很多没有来过音乐厅、没有听过民族音乐会的人引入剧场。“不能光是我们几个演奏专家把民乐给提升上去，那样民乐的路反而会走得很窄。”在胡晨韵看来，不少“网红”国乐UP主也并非专业出身的国乐演奏者，“但年轻人喜欢这种潮的感觉，就是好事儿”。

　　其实，国风音乐的风格和表演方式可以无拘无束。以这场“吹破次元”音乐会为例，上海音乐厅迎来了自1930年建厅92年以来，第一个登台的虚拟艺人——冷鸢yousa，她的歌声和胡晨韵的唢呐伴奏，交织成国风作品《大喜》的激烈火花。音乐会上还有跨国合作，胡晨韵连线了《大鱼海棠》音乐制作人吉田潔，他在当地录制了钢琴，而胡晨韵用电吹管吹出了尺八的音色。更不必说国漫音乐中，中西乐器的对话与对撞，比如《暗影刺客》（《刺客伍六七》主题曲），琵琶大段SOLO和摇滚乐队相结合；《心猿归正》（《一人之下》第三季片尾曲），中国戏曲和流行FUNK节奏相结合，请了乐团的琵琶演奏家玩儿放克。

　　“以前是外国人穿着晚礼服去听交响乐，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心怀对传统文化的热爱，穿着中国传统服饰来看我们的音乐会，这就是文化自信的具象体现。”就像朱里钺所说，越来越时髦的中国民乐，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受众，能够引领属于未来的审美潮流。（姜方）

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