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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地球2》路演票被炒至2200元？复苏中的市场更需呵护******

　　《流浪地球2》路演票被炒至2200元？复苏中的市场更需呵护

　　定价该怎么定、限定在什么样的区间里，这些还是应该由影院和片方掌握，不能任由黄牛胡作非为。既然组织了路演，那就应该组织好，绝不可敷衍了事

　　《流浪地球2》无疑是今年春节档最受关注的电影作品之一，不仅在票房和口碑上得到双丰收，也打破了续集电影不如前作的“怪圈”。骄人成绩的获得，当然和主创团队的努力与付出分不开。从正月初五(1月26日)开始，主创团队就辗转于各大城市路演，与粉丝见面交流，准备12天走12座城。

　　然而，很想和该片主要演员及创作者见见面的观众却发现，通过公开渠道很难买到路演的票，而部分城市站的路演票价最高已被黄牛叫到2200元一张，且位置随机分配，甚至还能与《流浪地球2》到场的主创人员合影，有黄牛称与刘德华合影4万元、与吴京合影2万元。这让很多该片的影迷和粉丝难以接受，业内专业人士也指出，炒作路演票，有可能给高质量影片造成负面影响，顺带伤害粉丝。

　　乘兴而来的影迷败兴而归，确实很影响他们的热情。此类事件出现，也给电影本身带来了不太正面的感观。要看到，影迷的热情和路演热度这么高，不仅源于《流浪地球2》自身的艺术质量过硬，也和中国电影市场在春节档的强劲反弹、快速复苏有关。但春节档的强势表现，似乎还不足以宣告中国电影市场已经完全“回血”。

　　单看《流浪地球2》，据悉其初期预计制作成本为6亿元，目前有说法称最终成本为11亿，另有宣发费用2亿，该片的票房需要达到39亿元才能回本。如果此说法为真，那还只是回本，尚不敢谈盈利，这可能也就解释了，明明势头喜人，该片主创为什么还要忙着在各地路演。

　　也因此，对于中国电影的市场行为，不应该随意下结论，也别忙着批判，当下的我们更应该珍惜和呵护。路演的根本目的还是吸引更多观众到影院来观影，试想，如果主创团队和影院大张旗鼓地宣传，而最终无人问津，这样只会给市场带来打击和伤害。客观地说，中国电影还在恢复元气的过程中，而这个过程也是最需要呵护的。

　　关于《流浪地球2》的路演，既然影片每天上座率有保证，而且口碑也得到了影迷的肯定，片方想必不会在路演上剑走偏锋，毕竟比起票房，路演的收入只是杯水车薪。同样，影院一般也不想因为路演的风波而影响到影迷热情，这等于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主要问题恐怕还是出在承办各城市路演的组织人员身上，有人将票放给黄牛想趁此机会捞一笔，而黄牛也借机哄抬市场价格，造成了路演的乱象。

　　说到底，整治这一不良倾向，还是要从规范市场的规则入手。从路演的组织和流程来看，影迷有机会和刘德华、吴京等演员合影、交流，还能在公开场合发言，因此票价相对较高，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只是，定价该怎么定、限定在什么样的区间里，这些还是应该由影院和片方掌握，绝不能任由黄牛胡作非为。一句话，既然组织了路演，那就应该组织好，绝不可敷衍了事。

　　纵观这个春节档，并非每一部电影都能像《流浪地球2》一样取得好成绩，有的影片本身有可圈可点之处，但因为竞争的激烈而遭受了一定挫折。这也提醒我们，中国电影市场的健康发展，不可能单单依靠某一部影片或者某几位演员，最关键的还是要让更多观众心甘情愿地掏钱买票。哪怕只是一场电影的路演活动，也要让影迷感到满意，保护观众的观影热情，呵护复苏中的电影市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余晓

中外专家建言平台经济反垄断 吁规范“市场守门人”******

　　(经济观察)中外专家建言平台经济反垄断 吁规范“市场守门人”

　　中新社北京12月21日电 (记者 王恩博)随着平台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崛起，由此滋生的一些平台垄断行为侵害消费者利益、影响公平竞争，也引起各方警惕。

　　近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场学术研讨沙龙上，多位中外专家表示，数字经济为大众生活带来了巨大便利，各国监管机构对其发展一直采取审慎包容态度。但未来相关领域要实现增强创新活力、降低市场进入壁垒、避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目标，还有诸多重点问题需要关注。

　　德国曼海姆欧洲经济研究中心院长、德国反垄断委员会成员阿希姆·瓦姆巴赫(AchimWambach)所著《不安的变革：数字时代的市场竞争与大众福利》一书近期在中国出版。该书关注的正是如何在发挥市场经济作用前提下，通过竞争政策规范数字化变革中的企业行为，并最终增进大众福利。

　　瓦姆巴赫表示，在强调竞争的经济政策指导下，德国规模前100大企业的营业收入占GDP比重在过去几十年中持续下降，有效保护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稳定了就业。

　　但他也坦言，数字化变革对这种稳态构成了冲击，领先科技企业的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并在不断大量追加研发支出，不断拓展创新边界并扩大自身优势，市场集中趋势不断加强，且存在企业滥用市场势力损害大众福利现象。对此，德国和欧盟的应对方式是完善反垄断法律法规和开展国际合作，推出GAIA-X等欧洲数据平台等。

　　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委员会近日公布了《数字服务法案》及《数字市场法案》草案，旨在明确数字服务提供者的责任并遏制大型网络平台恶性竞争行为。

　　德国政府宏观经济顾问托马斯·费泽介绍，《数字市场法案》草案将大型平台企业称为“市场守门人”(Gatekeeper)，因为其具有制定市场准入门槛的能力，并针对这类平台提出了“守门人法规”。此前欧盟相关法律法规制订和执行都耗时较长，此番立法体现出对提升执法速度和效率的追求，并力图在动态和静态效率之间取得平衡。

　　规范平台经济竞争模式，中国亦动作频频。如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针对互联网平台企业作出更多细化规定。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竞争法中心主任、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黄勇表示，反垄断法初衷是防止市场上出现排除、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在数字经济中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认识数字经济领域的反竞争效果，其中有两个重点、难点问题：一是对数据属性和意义进行明确；二是结合相关市场的界定认识反竞争行为的发生场景。

　　在司法部政府法制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富成看来，公开透明、公平竞争、可预期、无歧视的营商环境是需要国家提供的制度公共品。但电商平台企业特别是超大规模的电商平台企业承担了对平台上众多市场主体的治理功能，也要在电商经济制度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协同培育平台间和平台上的良好商业生态。

　　中国信通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监管研究部主任李强治亦指出，平台企业一系列新的经济社会角色使其在生态治理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大大提升，政府直接治理所有市场主体的传统模式不再适用，构建政府与平台协同的多元治理体系应是未来平台经济治理模式设计的主要方向。(完)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